跨学科研究要建立学科间的互通渠道，解决相关方法论问题★★★◆◆，其难点在于如何突破学科边界。美术学科及专业的设置与分类，都存在着媒介及相关技术系统问题■◆■，如建筑与绘画、雕塑之间的关系，甚至涉及戏剧、舞蹈、音乐等领域■★，因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，地域性问题也很突出。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对艺术创新的价值评判。整一性研究也因为跨学科★★◆、跨文化、跨媒介问题的出现而显得更为迫切，并落实到◆■■★■◆“关系”的研究★◆◆◆★、文化间性的研究■◆、地域与空间的人文属性研究。

　　有关整一性研究◆★◆■，必须有一核心话语◆◆，即“ 人民性”，以此建立总体的论述框架★★，建立相应的话语谱系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，增进人民福祉■◆■★◆■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★★■■，成为新时代党的治国理念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也成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的思想基础。从“艺术为人民”到“人民的艺术◆★◆★”，其中有主体意识的转向，也有文化主体的建构问题，在 “大美育■★■◆■■”观下，对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研究，如何在社会基本层面看到历史中最为活跃的材料及最为生动的现象，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，同时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，找到历史发展的新阐释■★◆◆，看到主体观念的转换。

　　现代化是一个进行时态，而美术创作都处于当下的在场状态，其中充满着各种挑战，也蕴含着各种发展契机■★◆◆■。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，艺术发展的关键在于“突破■◆◆■◆★”，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美术的研究■★★，则应着重其中的实验精神与创造性价值，为此提供知识证明★◆★★■。

　　这是各种媒介融会贯通的时代，观看视角多变■★◆■★，认知必然不同。从现代到当代，反思与批判依然是艺术发展的动力。“美术”在跨学科发展趋势中，边界意识不断被擦洗，而“高质量”问题越来越成为相对性的存在，文化语境的整体建构显得越来越迫切■◆，时代范式成为一个相应的评价标准。在学术话语流行时期，艺术创作趋向观念性表达◆★■◆，有关主体的内在理念也在发生变化。

　　艺术或美术，这一学科概念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，在历史发展中也面临着学科自身的确认问题◆◆■★，其不断分化、重组及整合，与时俱进，但在每一时期遇到的问题不同，发展也不平衡。在“艺术（Art）■■”这一概念框架下★■◆■◆，尊重历史，关注艺术自身的特性★◆◆★■★，以“质性研究”为先◆★◆★◆，以“分区（块）分层（次）分流（向）”的结构方式展开研究◆■★◆★。但任何一项研究都会涉及“古今中外”问题，而处理其中的关系，就会回到一个共时性的时间截面，焦点就落在艺术事实本身。

　　回到学科原点，从此出发才能看到美术创作及其理论有着可无限衍生的意义场，看到解构以及再行建构的问题域◆★◆。这就让我们回到作品■◆★■◆■，分析艺术作品的意味内涵是否深厚而多义■★，其具有多大的发散性，其中的意义增值、空间扩展等方面，也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。批判与解构是现代性特征，而对话与重构成为当代性特征■■■◆■◆。当代性具有时代意识◆◆，而当下问题也处于变化中，不断生长，将一种线性的延续转换为当下在场的概念★■◆■。时代性、当代性、当下性及“在场■★”本不相同★★★★◆■，虽有联系◆◆，可与现代性、现代化更有关联。马克思对现代性分析就有明确的价值取向，即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★■■■，而具体实现途径就是克服“人与资本”的矛盾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，实现小康社会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★◆，与自然和谐共生★◆◆★，与他者和平共处★◆★★◆◆，这与马克思的现代性论述不相违背，但在艺术问题上是否可以沿用“人的解放”作为评价的尺度？其关涉到艺术创作的主题■◆，也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主体■◆★■■◆，包括其所使用的媒介与手段■◆■★，包括在数字艺术的虚拟空间中，人的处境与存在问题■★。其存在感越强，生命意义也越凸显，艺术感召力也越大◆■★◆。特别是公共艺术，随着城市化进程及“美丽乡村建设■◆■”的迅速兴起◆■★■★★，融入大众生活；各有特性的表演艺术也进入到纯粹化或综合性的发展局面，建筑艺术也出现了多极分化，较为突出的是极简主义与乡土主义★◆◆◆，由此衍生不同的现代性。

　　比如，设计学对美术学科的冲击并从中分离★■■，在理论研究上■◆，也出现设计美学、设计伦理学等交叉学科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进入与设计（design）有关的学术领域■★。在造型艺术领域，学科范式也在不断解构，媒介革新引发观念转向，进而冲击既有的技术系统◆★★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实验艺术兴起，学术场域从学院转向社会，展览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，国际化的双年展出现，独立策展人出现了，当代艺术批评话语更为活跃，推动着跨界的艺术实践◆★◆■◆■。在理论上形成两个关注的焦点■■：第一，民族化与现代性关系；第二，国际化与地域性关系★◆★。如美国艺术史家巫鸿开始介入当代艺术，以策展人身份发表评论，如《作品与展场：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》和《走自己的路：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》，均是结合他策划的一系列中国当代艺术展，让西方观众了解中国实验艺术，关注中国与亚洲以及与全球当代艺术的关系，从图像的观看转向媒介与空间问题的思考■◆。高名潞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活跃的策展人与批评家◆★◆★◆。90年代他去美国学习，其学术视角发生变化，力避采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■◆★★★■，重新思考当代问题，其代表论著为《意派论——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）◆◆■■，接着策划了展览★■■◆★◆“意派——世纪思维”（北京今日美术馆2010）。虽然“意派◆◆◆”这一概念争议颇大，但高名潞说“意派”不指向传统■■★★，是对应世界多元关系的当代概念，他不过借这一概念，再建新的认知框架。

　　艺术相对性存在与相对应关系，是当下中国式艺术发展问题研究中的关键。对此★◆★■★◆，法国热拉尔·热奈特的互文理论，就在“跨文本性◆■★”中区分不同的文本层面，提出元文本性、副文本性、承文本性及文本间性★★，进而伸张“原创性”的重要性，同时也看到内在的艺术品质与外部阐释空间的关系★■★◆★■。这种内外之分的研究路径会产生许多衍生性概念，如跨虚构性就是互文性的一个分支◆◆★■◆，其采取转置、扩展■★◆、修正及引用等方式◆◆★■★，促成文本增值，这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艺术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颇有启发。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的现代实践，跨界思维日益活跃■■，跨界创新日见成效，与此相应，原文本研究又显得重要了，原创性思维更受重视◆■★◆，重视原发性的重力场问题。

　　从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整体构成出发◆★◆★■，抓住三大关系：即主体与本体的关系、传承与时变的关系★◆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。进而注重主体精神与本体话语的相互生成■★、注重传统艺术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组方式及路径、注重现代进程中阶段性的代表成果及相应的时代范式■★★★；由此，突出中国问题、中国标准★★★★★◆、中国作风，总结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艺术经验，形成中国美术现代发展的评判依据，勾画历史发展的高峰线◆★★★。■

　　《中国美术报》艺术中心内设美术馆、贵宾接待室、会议室★■、茶室、视频录播室，背靠中国国家画院，面临三环，功能齐全、设备完善★★，诚邀您到此举办艺术展、品鉴会、研讨会等活动。

　　建筑界更是如此，受新材料新观念的影响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其空间意识与设计观念就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不停转换，注重观看与体验，对建筑功能与形态样式的认知触发新的创意，追求“视觉前卫性”★◆■，抵抗国际式现代主义、抵抗一元话语的主导、抵抗建筑语言的全球化★◆■、抵抗建筑实践方式的全球化■★■、抵抗在中国建筑话语体系中“被地域化★◆★”◆◆★，以及抵抗城市化，以此折射中国建筑家所面对的问题及其对策。其代表是吴良镛的“三合一”（古典艺术+现代文化+地域特色）论■★◆★◆、崔凯的“本土设计”及何镜堂“两观三性”（整体观、发展观+地域性、文化性、时代性），特别是王澍的建筑设计具有极强的文化批判性。他反对与真实生活世界脱节以及受商业运作操纵的职业化建筑◆■★，他将建筑的物品性与符号性、建构性与布景性、触觉性与视觉性■★★★■★，以及属于场所的形式和作为产品的形式共容并存，强调从地域文化中产生新的表意性。

　　在世界文化整体语境中如何重构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格局，在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中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理论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，中国美术界进入以学术为中心的学科话语建设时期，一方面是对学科本体的回归，另一方面是跨学科的融合创新。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在造型艺术领域内，艺术家们普遍关注形式语言本体问题，在理论界也出现形式美与抽象性的讨论★★★■★。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◆◆■◆★★，随着学科发展，大家的学术关注点开始转移，跨专业跨文化研究兴起，学科也迅速分化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即以★■■◆■◆“主体性★■■■◆★”研究整合艺术创作中的思想资源■■◆◆★，形成主导性的话语模块◆■，提升艺术创作领域的理论水平。特别是艺术批评，讨论对象是中国的，而理论却套用西方，缺乏批评的有效性和自主性。从艺术语言的本体到主体思想，各种创作的实验方案，都需要相应的理论建构。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★◆，艺术创作如何从■◆◆■“高原”向“高峰◆■★◆■”发展■◆■★■◆，又如何“高质量”地发展，就需要建立一整套与创作密切相关的现代理论阐释体系★◆★■★■。另外，以“创新性★★■★■”研究打开艺术创作中的★◆◆★■■“边界”概念，强调突破性的思维方式，强调“边缘”发展观★■◆，强调不同学科领域的协同创新，以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性的技术改造与提升，关注艺术领域内技术知识系统的升级改造，关注媒材变化、技术变革★◆★，引发艺术家创作观念的更新◆■◆，引导不同类型艺术合情合理地进行与扩展。以制度创新为先导，以科技与艺术相结合，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推动美术学科的整体建设。

　　在跨学科★■◆■★、跨媒介★◆◆★、跨文化研究之外，需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评价体系◆■。如何才具有中国特色，就是从中国艺术的创作实际出发，在不同历史时段选取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家，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，获取相关的技术数据，着眼于艺术创作的行为主体与艺术语言的形式本体■★，结合其创作的整体语境与社会文化的关联，从作品或现象的产生究其成因。只有通过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，在一定时段的发展过程中，才能对现代转型中的中国艺术作出切实有效的总体评判◆★■★★★，才能确定中国艺术发展的高峰何在。高低问题必然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标准◆■。我们的研究只能将各种现象、各种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，在时间的维度上进行评价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，也是“实事求是”的科学精神★■◆★★★。我们的研究目标，是通过各个阶段高峰现象的综合研判◆◆★■■，确定其高峰值及其发展延伸的高峰值线，对未来艺术的发展形成相应的预判。其中■■★■◆★，高峰值内在指标的分析是研究的重点■◆★■★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美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回应。